骆越铜鼓铸造中的科技文化
骆越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中原青铜文化和铸造技术的传入，骆越青铜铸造业开始兴起。根据考古发现，在岭南西部的骆越故地，不仅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和其他青铜器，而且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冶铜遗址和青铜器的铸范，说明当时骆越人已经开始铸造铜鼓，出现了以铜鼓为代表、具有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
铜鼓是由早期的圜底釜（炊器）演变而来。在骆越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铜鼓具有神圣和崇高地位，象征着权威、身份、地位或财富。在骆越人的社会生活中，凡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婚丧或节庆活动，敲击铜鼓，娱神禳灾或娱乐；打仗时敲击铜鼓集众或指挥号令。因而，骆越铜鼓不仅具有与中原地区“鼎”相似的礼器功能，而且还被赋予神秘的灵性，奉之为通神之器。唐代有“铜鼓赛江神”①“铜鼓赛神来”②之诗句。
骆越时期的铜鼓，形体普遍较为高大，高约70厘米，面径约80厘米，重约40公斤。其形制为空腔侈足，鼓面大于鼓身，腰间有对向双耳，造型凝重，形态美观，纹饰精美，音质浑宏。北流市发现的一面汉代云雷纹铜鼓，面径达165厘米，残高67.5厘米，重达300多公斤，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最大一面铜鼓，故有“铜鼓之王”之称。与此同时，在发现“铜鼓之王”之地的北流市，还发现有规模宏大的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因而，铜鼓不仅是骆越青铜文化的代表，也是青铜铸造工艺之精粹。因为铜鼓的铸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矿石识别与开采、冶炼、合金、制模塑范、浇铸、焊接等技术，每一项都需要相应的科学知识和娴熟技艺，同时还需要有效的组织分工、相互协作和配套设施，才有可能完成。
（一）铜矿石的开采与冶炼
铜鼓主要由铜、锡合金铸成。因此，铸造铜鼓，首要任务就是要寻找和开采铜、锡矿石。经勘查，广西铜、锡矿藏资源较为丰富，南宁、来宾、百色、桂林、玉林、梧州等地都蕴藏有铜矿。锡矿资源更为丰富，在河池、柳州、桂林都有分布，其中以河池市辖区居多，约占广西锡矿藏量的80%。早在两千多年以前，骆越人已经掌握铜、锡矿的勘探、识别和开采技术。1966年，广西文物考古工作队在玉林地区开展文物普查时，在北流铜石岭西面的山坡上，发现一处规模宏大的冶铜遗址。山坡上堆积着大量矿渣，范围长约500米，宽约40米，厚0.1—0.4米，最厚处达1米。此外，在铜石岭南面的塘夹村东面的狗统岭坡上,也有矿渣分布。据当地群众反映，铜石岭西面沿圭江河畔绵延约500米的山坡上，几乎被厚厚的矿渣堆积所覆盖，因矿渣中尚残留有铜成分，自1958年开展“大炼钢铁”以来，当地群众或冶炼厂相继到铜石岭采掘矿渣回炉冶炼，对遗址造成了破坏。为了弄清遗址面貌，
1977年秋，广西文物考古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试掘或清理，除了矿渣堆积外，还发现一批炼炉、风管、陶器和铜锭，在山腰间还发现一处已坍塌的古矿井。根据陶器的年代以及对木炭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1900±75年，属西汉时期。也就是说，铜石岭遗址的年代为骆越人生活时期。遗址里大量的矿渣堆积，说明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的骆越时期的冶铜遗址。
遗址里堆积的矿渣、炼炉、风管、铜锭及山腰间坍塌的古矿井，足以说明以下问题：一是当时骆越人已掌握铜矿的勘探与识别技术，并且对铜矿的特性、用途也有较多的了解。二是掌握了铜矿石的开采与加工技术。据地质矿产部门勘查，北流铜石岭蕴藏有铜矿，而且埋藏不深。当时骆越人已经有了开采铜矿的工具，并且掌握了开采矿石的技术，掘土破石，挖井开采矿石。矿石开采出来后，对矿石进行了冶炼。三是掌握了铜矿的冶炼提纯技术。根据遗址发现的14处炼炉（底部）和泥塑风管形制可知，当时骆越工匠使用的是小型竖形，并且使用木炭为燃料，把矿石碎块和木炭置入炉内，使用鼓风设备，通过风管将鼓风导入炉内，加速木炭燃烧。当炉内温度达到1200℃左右，矿石即溶化分解出铜液。然后将铜导出特定的模具中，待冷却后即形成铜锭。通过对北流铜石岭冶铜遗存出土的炉渣和出土的铜锭进行化验，炉渣含铜量为0.65%，而铜锭的含铜量高达96.64%，说明当时骆越工匠的冶炼提纯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9]。无论是铜矿的识别、矿石的开采和加工，还是矿石的冶炼，包括炼炉的结构和鼓风设备的制作，都需要具有专门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要求具有科学、合理的结构，才能提高炉内足以溶化矿石的高温，达到冶炼铜矿、获得纯度较高的铜液（锭）的目的。铅矿的冶炼也是如此。
（二）合金与铸造
合金，就是把一定比例的铜、锡或铅置于钳锅内熔炼，而后进行浇铸。因此，合金是青铜铸造的一道重要工序与技术，关系到青铜器物品质的优劣与使用功效。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懂得根据铸件功用的不同，配置不同比例的合金，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言：“六分其金（即铜，下同）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杀矢之齐；金锡各半，谓之鉴燧之齐。”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铸造青铜器时，在铜液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及铅，不仅可以增加铸件的硬度和韧度，使之耐于蚀磨，而且可以使浇铸时铜液注入模范中更加流畅，填充更加饱满。骆越工匠铸造铜鼓的合金也是如此。
通过对骆越时期铸造的铜鼓合金成分和金属材质进行化验和分析，其中石寨山型铜鼓含铜量86.30%—90.89%，含锡量11.50%—15.07%；北流型铜鼓（包括被誉为“铜鼓之王”的特大型铜鼓），含铜量63.70%—90.20%，含锡量6.50%—15.80%，含铅量2.48%—11.801%；灵山型铜鼓含铜量74.92%—87.50%，含锡量5.30%—15.21%，含铅量0.26%—1.801%[10]。通过对铜鼓的金属成分进行分析可知，铜鼓的金属成分以铜为主，加入适量的锡和铅，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金属成分相似，一方面说明骆越的青铜铸造技术深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同时说明骆越工匠已较熟练掌握了不同比例的合金与硬度及熔点的关系，并且根据铸造器物的不同用途，配剂不同比例的合金。正因为如此，骆越工匠铸造的铜鼓，在地下的泥水里掩藏了两千多年，经受了各种物理和化学的侵蚀，出土时多完好无损，有的依然纹饰清晰、光泽闪烁。其炉铸之巧，合金之妙，由此可见一斑。
铜鼓的铸造，可谓是集冶炼和铸造技术、雕塑艺术、刻画艺术、装饰艺术、绘画艺术于一体，是骆越科技文化卓越成就的集中体现。铸造一面铜鼓，要经过制模塑范、雕刻装饰的花纹图案、浇注、焊接、修饰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有专门的精湛技术。其中除了科学合理的合金比例之外，在铜鼓造型、鼓面纹饰的形式与布局方面，都具有诸多科学合理的精妙之处。例如宽大的圆形鼓面，符合或接近黄金分割比例。上古时期，在尚未有精密的测量和绘图仪器或工具的条件下，骆越工匠是如何将圆形的鼓面和鼓体造型设计、铸造得如此浑圆、均衡、对称，令人惊叹。其次是鼓面的纹饰，都有其科学合理的功用，如鼓面中间的太阳纹图案，它处于鼓面的正中位置，圆形太阳为厚凸的实心体，四周有序分布有8—12道芒星，犹如光芒四射的太阳，不仅美观别致，更为精妙的是具有耐于敲击、散音均匀、音质柔和的作用；环绕太阳纹四周的是依次向外扩展的圆圈式弦纹，同样具有调节鼓音由高渐低的功效。虽然铜鼓有诸多的功能与用途，然鼓者，敲击之器也。人们用鼓槌敲击鼓面中心的太阳纹实心体，鼓音便通过周边的芒星，向周围扩散，达到音质均匀、浑宏悦耳的效果。其三是鼓体呈圆墩形，然而其造型四波浪形起伏变化，即鼓胸呈向外弧圆形，使鼓腔内形成一个外弧形的空间，可使鼓声产生共鸣，具有音质洪亮、浑沉、圆润的效果。腰间内弧呈束腰状，足部外侈，使得圆墩的鼓体呈现起伏变化，又能保持鼓体的稳固，同时起到扩大散音的作用。鼓体各部位的伸展收缩，恰到好处，富有曲线之美，从而使这一“庞然大物”显得粗中有细、轻重协调、造型庄重，富有弹性的节奏感，给人以粗犷洒脱、淳朴深沉的美感。
在铜鼓铸造过程中，泥质铸模与铸范的制作、装饰花纹图案的雕刻、铜液的浇注、铜鼓的修饰、鼓面上的立体蛙、牛、马及双耳等附件的焊接、铜鼓的调音（鼓休内壁的修整）等，每一项需要有精雕细刻的技术和科学、合理的因素，凝聚着骆越人的智慧和工匠精神。
综上所述，野生稻的驯化、早期栽培稻的种植和铜鼓的铸造技术，是骆越科技文化含量最丰富的代表，是骆越民族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虽然骆越民族尚无法从科学原理上进行阐述或总结，更多的是在实践过程中的自发和自觉行为，但其中的科学、合理因素及其成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凝聚着骆越民族聪明智慧和开创精神的科技文化，是在中原汉族科技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说明骆越科技文化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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